米乐m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8号楼6层，是重症医学科病房。在这里，重症患者都戴着各种监护设备，也少有家属进出，相比其他病房，这里显得很安静。
但在科主任钟鸣耳朵里，这里并不安静：各种各样仪器报警的声音，同事一直在高强度工作，“有繁忙就会有声音，一点也不安静”。
重症医学科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ICU，这是很多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进入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时，这个科室还没有独立建科。
重症医学科的发展总是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联系在一起，也在一次次的高强度考验下进化。在国内，汶川地震时对危重病伤员的救治成了关键问题，此后这个学科有了正式的学科代码。
毫无疑问，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让重症医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包括钟鸣在内，一大批重症医学医生在2020年初到了武汉，此后又去往各地支援抗疫，奔忙，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现在，钟鸣和同事都回到了如常的生活，这种如常很让人心安。与此同时，支持重症医学发展的专项项目更多了，钟鸣打算带着团队做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搭建科研体系，推动重症医学向前发展。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目前有近百张床单元米乐m6，经济观察报7月中旬到访的时候，全部住满。重症医学每个床单元都有很多设备，无法加床，也因为患者病情都较重，所以重症医学科没有门诊。
钟鸣不喜欢电视剧里ICU总是在进行“没有准备的惊心动魄的抢救”，在他看来，那些都是观众需要的刺激性情节。
回到工作现实中，ICU的确是经常发生抢救的场所，但是医生护士并非没有准备，对所有病情的走向都有预见性，ICU的工作也是治疗多过抢救。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前身，是中国著名外科学家吴肇光在1978年创立的外科监护室，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重症监护病房之一。
1996年，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归属麻醉科管理，2003年独立建科，重症医学科正式创建，钟鸣是科室的第四任主任。
2001年进入非常年轻的重症医学领域时，钟鸣的想法是，成熟的学科再要有进步很难，但新兴的、年轻的学科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也会比较有意思。
2009年，钟鸣收治了一名老年肺叶切除病人，这名患者发生了支气管胸膜瘘呼吸衰竭，在当时，这种情况非常凶险，很可能死亡。得到家属的支持后，钟鸣首创用儿童导尿管水囊封堵瘘口，扭转病情，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痊愈出院。
2011年，钟鸣再次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又称“人工肺”）救治了一名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患者，获得成功，这也是全球首例报道外科术后用ECMO 成功复苏肺栓塞患者的案例。
“未来医学分科会越来越专、越来越细，大家会在某一个点上非常聚焦，这样也会有一个弊端，一旦离开了你擅长的这个点，就无法处理病人的其他情况了。但是人体的器官之间互相有深刻影响，单独的器官是不能独立运行的，所以重症医学就是这么一个学科，把病人作为整体来治疗。”钟鸣说。
也因此米乐m6，重症医学对知识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涉及呼吸衰竭、心脏衰竭等，要做心脏支持、血液系统支持、肝肾功能支持，还要进行营养治疗。
过去20多年，身在其中的钟鸣见证了重症医学的快速发展。拿他的科室来说，以前只有12张床单元，每个床单元的监测设备也很有限。现在，科室有近百张床单元，配备了各种监护模块和医疗设备，包括ECMO、CRRT（血液净化疗法）、重症超声、血流动力学检测、脑电神经检测模块等，能独立开展有创和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肾脏替代治疗、有创和无创呼吸支持、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经皮气管切开、体外膜肺氧合、重症超声等重症相关的技术。
据统计，中山医院体外生命支持技术使用量上海第一，居全国前列。2018年，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成为国家危重症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2020年成为国家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不过，钟鸣说，相比硬件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对重症医学的理念和认知有了特别大的变化从以往总是在器官组织层面认识疾病，慢慢深入到细胞层面、分子层面、基因层面去认识疾病。
“重症医学不是聚焦某一个疾病的，所以比较难让人看到长足进步”，钟鸣说，但是具体到治疗方法，现在的重症医学进步非常快。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跟SARS时期相比，那个时候重症的治疗一味强调使用大剂量激素，现在对待激素已经非常谨慎。另外，钟鸣实习的时候，呼吸科的上级医生会说，谁用上呼吸机基本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看来，呼吸机才是希望。
再有，ECMO在中国的使用不超过20年，过去很受推崇，现在重症医生会更加理性看待，它并不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技术，只是给了病人一段时间，如果疾病不能康复，不能可逆，用ECMO也毫无意义。
技术进步了、理念进步了，钟鸣还焦虑人才，但人才不是短时间能培养起来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好的迹象是，不管是自己带的研究生，还是这两年科室收到的简历，都比以前更多了，“新冠还是让大家对重症医学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多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
钟鸣是国内最长于使用ECMO的重症专家之一，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做ECMO米乐m6，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呼吸衰竭病人。
“因为是第一次，也没有看人家用过ECMO，我完全是根据文献和教学材料自学的。当然，找了一些有经验的人帮我做技术指导。”就这样，钟鸣刺开了病人的皮肤，完成了第一次ECMO使用。
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接国家卫健委通知，钟鸣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只身前往武汉，送行的同事在站台拍下一张他上高铁前的照片，后来被无数人转发，配以“逆行者”的文字。
从武汉回上海后，钟鸣一直跟同事们说起在武汉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极端特殊情况下，医护人员只能发挥平常50%甚至30%的能力，所以只有在平时的工作中训练出更强的能力，提高用来乘以百分比的基础数字，才能“遇难呈祥”。
一直到2020年4月5日回上海，钟鸣在武汉待了75天，一直在金银潭医院南六楼救治新冠重症病人。金银潭医院是传染病医院，重症医疗力量非常薄弱，南六楼是临时改造的ICU隔离病房。
在他之前，3位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童朝晖、北京协和医院杜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邱海波已经在金银潭医院会诊了多天，重症病人还在不断往医院送，3位专家决定向国家卫健委申请“援兵”，钟鸣就是6位被点名的青年重症医生中的一位，因为他长于使用ECMO。
常年在ICU工作，惯于跟死神打交道，也经历过汶川地震的抢救，但是真正到了武汉，现实的糟糕程度还是远远超出钟鸣的想象，“确实对这个疾病不了解，所以治疗起来很困难。防护物资、专业医疗队伍都很缺，大家每天的压力都很大。”
在金银潭医院南六楼米乐m6，钟鸣第一次穿上防护服、戴上N95口罩工作，视觉、听觉、感觉等感知全部变得迟钝。中山医院的ICU很安静，但金银潭医院南六楼很吵，病人的病情随时在发生变化，重重防护下，医护人员需要大声喊才能彼此交流。
残酷又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重症专家们在武汉疫情早期积累的经验，是第一次和新冠病毒正面交锋的经历，可以称为“死亡教学”。
钟鸣总结，那段“死亡教学”经历对后来重症患者救治的意义，一是心理层面，医患双方在心理上对这个病毒不再感到陌生，恐惧感大大削弱；另外一层是治疗层面，武汉时期虽然艰难，但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结合此后一些研究的进展，不断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成功率。
从武汉回上海后，大半年的时间，钟鸣一直在看文献，不断分析、复盘，等到2021年1月出发支援吉林长春，钟鸣终于觉得自己对新冠病毒不再陌生，“虽然不一定能打败它，但它接下来要出哪一招，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很清楚”。
最近，中山医院ICU有好几个二次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病人，都上了ECMO。年龄以高龄为主，最大的有九十多岁米乐m6，治疗时间最长的有一个多月。
从症状来看，这些病人在开始时跟“一阳”一样，只是后来出现了呼吸衰竭，生命受到威胁，之后从别的医院转到中山医院ICU。
医院科室大多按人体器官或者治疗对象分类，重症医学不按这些分类，它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疾病，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室，需要综合掌握外科、内科、麻醉、重症、循证医学等学科的知识。
对于新冠重症患者，“炎症风暴”如何处理、激素如何使用、ECMO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等专业问题，在武汉第一次和新冠病毒正面交锋时，重症专家们已经有过焦灼讨论。钟鸣说，现在的治疗，大都基于此前探索出来的经验，不同的是，现在治疗武器更多了，有小分子药物，还有调节炎症的托珠单抗/巴瑞替尼等等。
回到如常的生活以后，以周为单位，钟鸣的工作节奏又恢复到了医院查房、教学查房、科研组会、研究生组会、参加学术论坛，也包括了对外的宣讲和接受采访。
“你最近花心思最多的病例是谁”“重症医学领域里哪位前辈对你影响很大”“你的时间精力是怎么分配的”“武汉疫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够具体。
他认为的具体问题是，“你的病房有没有猴痘病人”“你的病房有没有二阳病人”等这类问题。
对于前一类问题，钟鸣说，虽然病人很多，但每个病人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职业道路上，实习时的上级医生、研究生导师、领域里很多前辈都对他很有启发；武汉疫情期间，印象深刻的事情则太多太多每当被问及“不具体的问题”，瞬间涌现的人和事，会让他很难聚焦。
采访的最后，回答完记者或具体或不具体的问题，钟鸣回到了他具体的工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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